死了一個○○之後…

多年前，我曾經因為特教課綱跟學閥衝撞過
多年後，依然無法敢變...............

＜轉載自 曲俊芳老師之文＞

死了一個○○之後…

北捷殺人案鄭捷被槍決的那天早上，新北特殊教育學校一個年輕的女性特教老師被發現用上吊的方式自殺了；五二零新任正副總統就職那天，殯儀館送走了桃園動保處一名流浪動物收容所的女性獸醫，她以用來治療的管制藥物結束自己的生命。

新聞事件點閱率下，生命的消逝永遠都有輕重之別，但生命本身的價值不該如此。無論某部分人在歡慶惡徒終於伏法，或者二次政黨輪替、世代更迭與轉型正義終於實現的當下，也有人在思考如何從制度系統降低這些潛在罪犯的產生，或者將政治經濟社會的公平體現。
這兩位年輕女性所服務的都是弱勢的族群，一個面對的是身心障礙裡最嚴重、最困難，也需要最多資源支持的特殊兒童，另一位服務的不是被珍惜的原生種保育類動物，而是被遺棄或野地繁殖的浪浪。在這個過程裡，她們都具有專業訓練的素養或背景，也都是兢兢業業、盡心負責，也懷抱理想的工作者。

我沒有深入研究探討、不敢妄言，也無意導向這是她們唯一選擇死亡的原因。但我著實想提出一個老套、八股，但誠懇且沉重的問題：死了一個○○之後，然後呢？（你可以將○○代換為動保人士、特教教師，或者保全、警察，或者其它…）

我們的政府、學界、社會怎麼去看待這樣的問題，有什麼樣的反省？有什麼努力？有什麼樣的改變嗎？

這些理論上受過充分完整專業訓練，也通過考核評估，得來不易的專業人才，是怎樣在她們的職涯早期面對這些工作上的挫折與無奈？有沒有機制或資源提供她們正確的資訊和諮詢？還是只有一般性職場倖存者（俗稱老鳥），雙手一攤，告訴妳，這就是現實、這就是人生。更甚者，也許有一旁的同業會輕輕一笑，不必唱高調、不必裝清高……。如果在生命早期，有人曾教導我們軟弱是正常的、難過是正常的、失敗是正常的，不會只是叫你不要當個「爛草莓」、不會叫你要「勇敢、堅強」，如果有人能夠陪伴、傾聽，或給予支持或引導。也許可以減緩墜落的速度吧！我想。

我也忍不住想，學界、行政單位對於產業現場的狀況清楚明白嗎？你們知道這些工作者在他的職場需要面對怎樣的任務？怎樣的困境？需要怎
樣的能力？怎樣的態度嗎？

接近二十年前，我以特殊學生（2名腦性麻痺學童為案例）在普通學校學習生活的需求為對象，研究孩子、也探討教師、學校行政人員需要的支持和協助；二十年後，這樣的狀況真的改善了？進步了嗎？我曾經與一位熱心參與教育的好醫師聊起，她認為進步很多。但是比我更晚十年、二十年畢業的年輕工作者，他們看到的應該比二十年前的狀況沒有太大改變。不一樣的也許是這些孩子都有機會入校了，但在學校受教育的品質如何？教師需要的資源和支持都到位了嗎？

問題在哪裏？在專業養成和後續的進修過程，這些老師（或未來的老師）沒有機會學到她們真正要面對對象，所需要的各種專業能力（我畢業之初，還沒有情緒行為障礙、沒有自閉症、學習障礙等專題，除了靠自己實戰中土法煉鋼的磨鍊，花錢去參加一堆其他專業團體辦理的繼續教育課程，實在也別無他法。）問題在哪？我們的政府和制度配套不夠。最誇張者，部分地方政府為了恐懼中央評鑑時的秋後算賬，不敢不用某些思維偏頗過時的專家，讓這樣獨大的專業意見，影響著數以千百計的個案、家庭和學校人員。

每個人只能苦笑。

文革五十年紀念，中國人民想起當年為熱情擁抱改革、擁抱毛主席（造神），卻造成許多無辜生靈的傷害、造成整個文化社會的斷裂。雖然比之相差甚遠，但有一天午夜夢迴，這些曾坐在高位的專家學者、政府官員，能否坦然無愧地面對這些曾經無意、無知、無奈或無能之間，所造成的傷害與痛苦。

我不知道。

但願死了一個○○之後，這個社會是有所反省、有所進步的，讓這些年輕生命的死，不是白費、不是枉然。

曲俊芳